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文学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创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正如弗洛姆在《健全的社会》中提出：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根植于他的本能需要，而是产生自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。[ 【美】艾里希·弗洛姆：《健全的社会》[M]，孙恺祥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1年9月第一版前言第2页。]继王蒙、王汶石、贾平凹、高建群之后，作为第三代西北作家的代表，成长于大西北社会底层，亲历民间疾苦的雪漠，沿着聚焦传统文化的理路，规避了八十年代寻根文学过度泛化的启蒙立场与先锋实验意识，在“后寻根”的语境下进一步拓展对西部文化的认识。在“故乡三部曲”中，雪漠以内审的视角，杂糅历史与现实，解读神性与人性，回归对西部写作的自主性选择，进一步推动了西北民间立场的崛起及“一带一路”民间叙事的繁荣。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深批评家陈福民所言：雪漠用自己的方式所从事的文学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营养。